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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年来“南社”主题书目
    1909年11月13日,从1907年冬开始筹备的,由陈去病、高旭、柳亚子、苏曼殊等先生发起成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——南社,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。以“南社”命名,隐含着要与“北庭”抗礼之意。柳亚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:“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,南社的成立并不是容易的……到了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,四方来会合的便有十九筹好汉。我们在正午以前,雇了一支画舫...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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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作品赏析 · 【二】
    

孙中山身边的田氏兄弟

作者:田伯炎


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,回忆我的祖辈先贤以及百年前的辛亥志士仁人,深切缅怀他们的历史功勋,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,他们是值得崇敬和纪念的。

  百年辛亥之际,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高级编导冯乔老师,曾为了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印玺”收藏之谜,追溯到我。他得知先父田桓(寄苇)在民国初期曾担任过“中华革命党印铸局长”,了解我家与孙中山的关系。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起,先父田桓(1893—1982)字寄苇,一直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、永裕里72号(现为新天地),远近知道他的人都会说“他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”。是的,父亲在中山先生身边担任侍从秘书达12年之久。1981年,父亲作为辛亥老人赴京参加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》活动回来。带回来一本活动纪念册中,上面印有1914年7月孙中山发的“中华革命党党证”上加盖的鲜红的“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印”,父亲田桓激动不已,当着妻子儿女的面,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经历。然后写下了“此印系老夫二十二岁之作也”并在边上加盖了田桓(寄苇)的两枚闲章。父亲说过,自1914 年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第四局(即印铸局)局长起,所有重要印鉴,例如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、中华革命党各分部印都出自于他和哥哥田桐之手。据相关史料、回忆录、传记等记载,先父曾为孙中山镌刻“大元帅印”、“孙文印”。当时中山先生工作中许多便条、手札,均出自田桐、田桓之手,甚至由“田氏兄弟”俩代书。田氏两兄弟跟随中山先生参加反袁与护法运动,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,直至先生逝世。

  今天在纪念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,回忆我的祖辈先贤以及百年前的辛亥志士仁人,深切缅怀他们的历史功勋,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,他们是值得崇敬和纪念的。

  跟随中山 兄弟机要秘书

  1911年12月,孙中山从海外归来,田桐持黄兴手札与居正一道,作为同盟会代表在上海吴淞口迎接孙中山先生。居正将田桐起草的“武昌光复”起义全过程报告,向孙中山先生汇报。

  1912年元月,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,田桐在临时政府任秘书长及内务部参事、临时参议院参议员,后又任众议院议员。

  田桓得知消息,决定前往南京拜谒中山先生。他从湖北蕲州离开家乡,乘船去了南京,在那里见到了大哥田桐和居正。经居正引见田桓第一次见到了中山先生。居正在先生面前讲述了田桓在蕲州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与起义经过,孙中山先生高兴地夸奖说:“好!好!真不愧为少年英雄!我们党正需要这样的力量”。不久,由田桐和居正出资,选送田桓赴东京美术学校深造。

  1913年初,孙中山以铁道总长名义视察日本,田桓作为东京留日学生总会学生代表欢迎中山先生,让父亲再一次有幸见到了先生。他的发言、欢迎辞言简意赅,深得要领,让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先生指定,田桓负责招待留日学生、华侨和党内同志。

  在从横滨至东京的火车上,田桓向先生汇报了和朱克刚、张浩等在东京筹设国民党分部的经过。先生问:“创办时遇到什幺困难?目前有多少党员?”田桓一一作了回答。先生连说:“很好,很好”。先生身边还有戴季陶,因为戴擅长日语,负责接待日本朝野人士,兼做讲演时的翻译。田桓的聪慧机灵,深得先生喜爱。先生让他留在身边担任侍从秘书。自此,田桓侍奉在先生身边达12年之久。

  直至1913年3月20日,宋教仁被刺,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。先生走时,对田桓指示说:“国民党这块招牌不行了,成员中蜕化变质的一天天增加,实在有愧于先烈,要纯洁组织,非改组不可。”又说:“南京本部即将撤销,东京支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”

  东京“大田寓和小田方”

  田桐与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中学时肝胆相照、志同道合的同学。一同在日本创建同盟会,领导阳夏保卫战,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,历尽艰辛呕心沥血。宋教仁被刺,义愤填膺的田桐立即赶到上海向孙中山请战讨伐袁世凯,从此点燃 “二次革命”战火。

  田桐毅然再度投笔从戎,游说张汇韬举兵反袁。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,再度流亡日本。不久,张汇韬等反袁的将士们汇集到了日本,大家讨袁的决心坚定,组建了“天健学社”,田桓终于在东京见到身心疲惫的哥哥田桐。田桓积极参与策划、经营,同志们都认为“天健学社”为日后创立“中华革命党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田桓的功劳还不小呢!  

  此时,革命党的重要人物除流亡欧洲避难南洋外,大部分云集东京。其时,居正住在东京,张汇滔住在长崎,孙中山派田桓到新宿车站去迎接居正,派田桐去东京车站迎接张汇滔。他俩抵达后,下榻在天健学社,天健学社成了革命者的聚集地。由于仓促逃亡,绝大部分革命者身无分文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孙中山得知这一情况后,当即从华侨捐款中拿出一部分钱,开办了一个“招待所”,专门接待革命党人,苏曼殊和天健学社同仁分别入住。在招待所附近又租了两间房,一栋由田桐全权负责,称“大田寓”。大田寓平日食客盈门,络绎不绝。毎到用餐时熊秉坤、吴醒汉、蔡济民、熊持中等几乎必到。中山先生平生好客,喜留客人餐宿,有时还亲自为人加饭添菜,先生戏称“大田寓”为“湖北饭店”。田桐是湖北蕲春人,对此称呼,心中有点不快。有人告诉了先生,先生听了,哈哈大笑:“说个笑话而己,说个笑话而己。”

  为作掩护,“中华革命党”党部门上首书“大田寓”三字,被称作为“大田方”。孙中山为了制定革命方略,在这里与田桐、居正、胡汉民、陈英士等共同研讨,举行了17次会议,确定建国大计。毗邻大田方的一幢房屋,以田桓名义租下,被称为“小田方”。小田方由弟弟田桓主事。兄弟俩常常为革命天南海北,不曾相见,但在大、小田方里,他们同时在党部工作,是相见最多的一段时光。也是他们为讨伐袁世凯,建立真正的共和而亡命革命的地方。后来,党部扩大,“大田寓”改称为“民国社”,地址在东京之南佐久间町。

  孙中山先生非常器重兄弟俩,称他们为“大田先生”、“小田先生”,而不呼其名。至此,此称号就在那里不胫而走。当时孙中山在极度困难下准备“再举革命”, 田氏兄弟在成立时起了“不可磨灭”的作用,成为先生的得力助手。

  改组建立中华革命党

  孙中山接受“二次革命”失败教训,针对国民党的涣散无力,决定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,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,再举革命。他希望严密组织、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按指印、立誓约,要求同志们在《誓约》上写明服从总理并加盖指模以示决心。  

  1914年4月30日,遵照孙中山先生嘱咐,田桐编成一册《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》内分“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”和“未曾加入团体之重要人物”两大部分。这两份清单成了孙中山运筹帷幄、掌握和了解中华革命党人员情况的重要依据。

  5月14日,田桐“倾得孙先生面示”发出成立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的通知。补充道:“复接孙先生面示,本月16日早八时半在民国社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,务乞按时临会。”

  6月16日,孙中山在《民国》杂志社召见陈其美、田桐、胡汉民、居正等商讨中华革命党干部人选,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,黄兴为协理,黄兴因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不能确定。田桐既为中山先生的信徒,又为克强先生的至交,一再在两人之间积极斡旋。早在1903年,黄兴即与田桐相识。不久黄兴走日本,田亦去日本,两入朝夕过从,称为莫逆。武昌起义爆发后,田桐随黄兴赴武汉组织指挥阳夏保卫战,黄兴为总司令,田桐任战时司令部秘书长参赞军机,两人交谊之深不言而喻了。

  田桐眼看革命党人意见分歧,他痛心疾首,私下里同居正、胡汉民研究了七个多小时,商议了个折中的办法,建议孙中山将入党誓词中大家分歧较大的一句话“服从孙中山”修改为“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”。在人事安排上,仍按同盟会的办法,孙为总理,黄为协理。然后,胡汉民派人分别与孙中山和黄兴说明,孙、黄二人均表同意。而陈其美则坚决反对,致使这次调和未能成功。

  黄兴“以息争吵”决定赴美,为籍慰离绪,与6月27日刻备小酌,恭请先生与田桐等四人叙别(不谈国事)。

  7月8日,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宣告成立。

  先生推选田桓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第四局(即印铸局)局长。所有重要印鉴都由他篆刻。例如:孙文印、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、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印、中华革命党各分部之印均出于田桓之手。他专刻官印,掌管官印。遵照孙中山的指示,入盟誓词由田桐以小楷书写,用道林纸石印。中华革命党印章由田桓篆刻。

  1915年1月,田桐以湖北支部长名义呈中山先生函“湖北支部成立已经三月,前此以关于委任权限未定,未请颁发委任状。日前面摄息臻允许,各省高级职员由总理颁发委任状,所有湖北支部职员应请颁发。”另“关于湖北军务人员事项前已具文呈交,尚有司令参谋长请委任吴醒汉君。”

  名誉品性 革命之首领

  5月1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,创刊了《民国》杂志,胡汉民任总编、田桐参加编撰工作奋笔疾书,在《民国》杂志笫一期发表了着名文章《名誉论》,针对某些国民党要员的变节动摇,撰文《名誉论》《品性论》进行强烈的谴责。这是田桐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。

  他从“名誉”的内涵与外延,深入阐述了名誉与人格道德的关系,强调革命党人“名誉”“人格”的重要。他提出“名誉过重之人,多不求之内而求之外,意志既失,主义无存,不能保其独立不羁之精神,必致背夫伦理道理之根本。斯个人思想之自由,被专求名誉之心所束缚而不能自解,为名誉所驱使之流弊,不免为他人无形之奴隶。”

  他还说:“有人格、有本能,则人生可以自立”针对革命党中某些“知有名誉,不知有人格”的变节、动摇分子进行强烈谴责,并大声疾呼:“人间所最重者节操,才能次之。有经久不变节操之人,即国家社会所托命之人。”

  在《民国》第3期上田桐继续撰文《品性论》,他从道德的特征、修养、价值等提出“其志望高尚,其本能崇贵,廉洁以居心,诚信以接物,忠实以任事”的行为标准,“性尚侠义,立志坚忍,临事果敢,遇艰难而不惧,经苦痛而不挠”的品内涵,强调革命志士历练“品性”的必要。

  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权威,田桐于12月27日又着写了《革命之首领》一书。书中强调革命党人“名誉人格”与“服从首领”的重要性。《革命之首领》后登载在《民国》杂志上。他在《革命之首领》中写道:“革命必由党而发生,党必由首领而主宰。譬之风帆之于舵,大兵之于将,得之则行,不得则危且殆。且司舵者之于舟子,将兵者之于兵家,得之则行,不得仍不免于危且殆。”他又说:“革命首领,必求其有宰制权力。宰制权力者,以多数人之聪明材[才]力,听命于一人而顺从之之必要条件也。首领之于分子,犹脑筋之于四肢,四肢自动不听命于脑筋,则举动错乱;分子行动不听命于首领,则本末颠倒。盖机关活动之力,全在主脑故耳。”者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孙中山的领袖和权威地位,着述意图不言自明。

为了声讨袁世凯,揭露他窃取民国名位背叛“民国”,除登载了戴季陶的《中国革命论》、朱执信的《暴民政治何》、胡汉民的《强有力之政府辩》、《亡国之外债》,田桐也发表了的《国家之治乱与社会》一文,使国民看清袁世凯的阴谋家、野心家、卖国贼的真面目。更加确立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。

护国护法 三致先生函

  1915年,孙中山任命田桐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讨伐袁世凯。同时,田桐将“湖北地方军事调查报告”呈许崇智,待命驻守汉口并设立办事处。湖北督军王占元得知田桐带兵重来,惊恐万分,立即出重金悬赏田桐的头颅。

  1916年5月,孙中山到达上海。

  17日,田桐电先生:“麻城、监利 沔阳、通山、京山俱起,武汉非不可动,不忍轻动。事已至此,乌可停步也。”

  23日,孙中山致电告诫田桐:各方力簿,应协同进行“贵桂浙,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,吾党亦宜一律沿用,俾不致同一讨贼之军,而有猜疑。至于武力进行,为目前唯一方针,请诸同志更加意努力,以期早除国贼,而奠国基。”

  27日,田桐在电报中称“鄂事完全有望”。与袁世凯交战急需准备军火,上海到汉口的军火运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,虽然革命同志云集于汉口,却无人主动承担沪汉间运输军火的重担,使田桐心急如焚。没想到这时年幼的田桓自告奋勇,主动请缨。田桓如期将军火运到汉口,田桐得知弟弟平安归来,终于放下心来。同志们一致称赞田桓胆略过人,说:“以前佩服你的才华,今天才见识了你的胆量”。

  6月6日袁身亡护国胜利结束。

  护国后,北洋军阀所部的第二师炮兵团团附曾鲁,步兵连连长姚艺等,联合有关连、排长数十人准备响应。 不意事为首领王占元察觉,派稽查处总探刘贵狗捕杀了姚艺,同时殉难者十多人,曾鲁涉水至汉口,幸免于难。后田桐将所有殉难者的家属遣送来沪,中山先生得知这一情况,便命一一从优抚恤。不久,曾鲁之父在沪逝世,田桓向先生汇报后,先生说:“一定要厚殓厚葬。”并拨款四百元作治丧之用。“曾鲁为参加革丢掉了官,还几乎牺牲了生命。他这样勇敢为革命效力,我们对他父亲的丧葬一定要隆重,一定要从丰。”

  1917年,段祺瑞解散国会。孙中山在广州进行了护法运动,田桐随先生南下。由于受受桂糸排挤,翌年6月孙中山从广州抵沪。

  田桐函致先生“闻非常会议议决改组,先生辞职。在沪议员数十名,不以此举为然,联名致电非常会,提出二办法:一挽留大元帅,二改组施行延期。虽改组派亦赞成此议,并另有电报,望先生斟酌情势,勿遽退让。”(载《田桐上国父报告在沪议员对军政府改组意见电》)

  1918年5月10日,严酷的事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寻机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,以摆脱受各系军阀掣厅肘的困境。 援闽粤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。日向皖系军阀控制的福建发动全线进攻,历经数战。8月31日 “援闽粤军”攻克漳州。二天后,驻留广东的议员田桐致函孙中山先生,除汇报广东内政外,特呈报福建情形甚好。并提议先生联络浙军,待“克复福州后,先生到福州直趋长江居总裁亲征名义”。函中告知“弟拟月内往潮州一行”,做粤浙“二军一气”工作。这期间,田桐从9月2日、4日、29日连发三函致中山先生。

  9月2日 曰“先生钧鉴:闻先生疾愈甚喜!广东近日表面似平安,内部有岑、陆不相上下之暗潮。财政厅长之问题其明征也。----弟为谋将来之政治地位,有左列之意见:(大意)

  一、不可组织政党,惟对议员作感情上联络。二、惟段褀瑞不能直接联络,则与段氏有关系者或心心相印曾与之共事者联络。联段有二大好处:甲、复辟时,段氏必与我辈携手共讨帝党;乙、直皖构衅,而段氏力弱,时必能协同动作。三、联络浙军。四、克复福建后----”

  以上各件,望先生察之。

  9月4曰称“日来福建方面,粤军大获胜利,似此前途当有一大转机也。惟岑三一派妒我有功,日思捣乱:第一计画,令李协和往前敌,统一汉粤桂浙,已为同人打破。第二计画,令方韵松为援闽军副司令,又为同人打破。第三计画,令海军出力,使海军人员共拥林悦卿为福建督军。此计画尚未露面,同人已设法打破,想必难见事实。

  9月29日曰“前在汕头所发之信,想已达览,弟与海滨在汕头住两日,即往潮州 。

  弟意各军对于粤军不怀善意者太多,必求一好朋友相与提携。于此,则对于广东,以退为进;对于中国,以进为退。近日,迭接王文庆来电,嘱弟往潮一行,弟拟明日搭“苏州丸”前往,务使粤浙二军共同进取,不为奸人所乘。顷者,吕公望见赏于岑三,岑三人云:吕公望乃我之赵子龙也。惟浙军此次反正,依文庆计画,则全体可以过来,而众以个人地位计,但得一团之南归,其余不复来也。以故,吕与王文庆颇不相睦。弟乘此机会往说王与童为一致,共附陈竟存。如能成功,前途之妙,不可言状,或者今年冬杪,先生能到南京亦未可知也。

  海滨今日已去,弟意军事若大发达,国会可令其缓开,俟吾党有力时开之于南京可耳。先生此刻态度宜,若无事者然,对于议员、政客为雍容亲切之谈话,不作愤懑之气,则厌恶岑三者,日益归。彼之仇者,我之友也。向日不满先生者,近日已生思思慕之心,天与人归之期,当不在远。”

  田桐因此开创了全新局面,完全改变了孙中山护法失败后的尴尬局面。

  巨星陨落 为国扶疾入京

  先生在广州出发前,已觉身体不适。到了天津,又得了感冒。回到行辕后,肝痛复发,体温高至四十度。医生诊治,认为患恶性感冒,嘱暂停一切演讲和酬应,安心静养几天。

  十二月十八日,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、许世英来访,当得知“临时政府对历来不平等条约表示尊重”后先生严正指斥他们说:“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,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,这是什幺道理?”午后,肝痛加剧,体温遂增,脉搏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跳以上,呼吸困难,进京日期也不得不延缓行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  先生驻节北京饭店后,延请协和医院医生细心检查,诊断为最剧烈的肝病,非施手术不能探测其根源。到一月二十三日,克礼见先生眼球发现黄晕,始知肝脏的脓水已经渐渐侵入其他部分。经医生会诊,一致认为除割治外,已无他法可想。于是迎先生入协和医院外科动手术。经四位医生悉心探察,发现肝部硬化,并断定为肝癌,系属不治之症。

  当时父亲还留在上海。二十六日晚,北京急电上海,谓先生病危。父亲心急如焚,恨不得马上插翅北飞。到达北京当天,医生只许两人探望先生,由孙科、张人杰先后往谒,到午夜十二时许,脉搏增至一百四十跳,体温升高到三十九度多,未得安眠,更显疲劳。

  三日后,医嘱谢绝见客。听到这个消息,父亲不经许可就到医院要求看先生。先生一看到父亲,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你也来了。”顿时涔涔泪下。父亲见先生病得这个样子,心如刀割,回忆过去先生常对人说:“小田先生在儿童时期就参加革命,二十一岁起同我一道工作。”先生是看着父亲一天天长大的,今天见到病中的先生,自然不免伤感。这是来北京后第一次见到先生。这天晚上,父亲坐卧不安,整夜未睡。

  二月六日起,先生开始用镭锭治疗,但未见效果,诸人都主张中医疗法。十八日中午,孙中山先生在宋庆龄、孙科及医护人员的护送下移居至铁狮子胡同行辕,国民党同人也到场照料。父亲见先生对这些宾客,用目注视表示谢意。

  翌日,开始服陆仲安的处方,连服两剂,脚肿尽消,人亦轻松愉快。此时汪兆铭却主张停服中药,同人中对此颇有意见。父亲和姚提昌等向汪提出责问。父亲没有再留在北京的必要,因此决定去河南开封。当时的开封,在李大钊、王若飞等的协调下,胡景翼贯彻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国民党人于右任、田桐、李根源等相继到达开封,黄埔军校的徐向前、阎揆要,杜聿民等先后来�**猓樟峙沙�30多人来担任军事教官,革命发展如火如荼,出现了“八方风云会中州”的盛况。

  父亲先到国民三军行营,适河南督办胡景翼和周震麟、田桐正在商讨对憨玉昆作战问题。胡景翼就询问先生的病况,父亲详细作了说明后,他们一个个脸色沉重,胡、周、田等人纷纷掉泪,悲痛万状,父亲亦随之呜咽不已。

  三月十二日下午,河南督办得到万分急电,惊悉先生已于是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。田桐、周震麟、刘成禺等二十余人闻讯,顿时痛哭,泣不成声。

  十三日起,行人中臂缠黑纱者到处可见。十五日,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先行公奠,外省留汴同志如田桐、周震麟、柏文蔚等数十人及俄国柯理谟、伏爱持岑亦参与祭礼。省党部王中手捧孙中山先生遗像,环绕花圈,党员各佩黑纱和白花,排成行列,恭读祭文,鞠躬行礼,默祝,由田桐概述先生平生事迹和缔造民国的经过。最后,哀呼“三民主义万岁!”“孙总理精神不死!”哀呼时,严肃静穆,数百人声泪俱下,凄怆悲壮。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,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重大损失,东京、伦敦、纽约、旧金山、巴黎以及东南亚各地也举行了追悼活动。

 
 
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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