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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09年11月13日,从1907年冬开始筹备的,由陈去病、高旭、柳亚子、苏曼殊等先生发起成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——南社,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。以“南社”命名,隐含着要与“北庭”抗礼之意。柳亚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:“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,南社的成立并不是容易的……到了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,四方来会合的便有十九筹好汉。我们在正午以前,雇了一支画舫...
 
学术动态
南社朱少屏子之朱桐生先生纪念文(二)
    

我与南社后裔朱桐生的交往

徐宏慧

我与朱老相识已经17个年头了。19991227日我们一起参加在南京召开的“南社成立9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”。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, 40 与会人员乘坐旅游大客车到吴江一游,因为吴江是“南社的大房”。来自五湖四海与会人员中好多人还没有来过吴江。上车后大家随意坐,凑巧我身边坐下位人高马大精神矍铄的老先生,他就是朱桐生朱老。他是上海人,吴江来过,但时间长了。南京到吴江得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,为消遣我俩就攀谈起来,谈得很默契。当年朱老82岁,他是南社社员朱少屏的儿子。

到了吴江,我们就成了忘年交了,交换了联系电话和地址。朱老有5位女儿,我比他最小的双胞胎女儿还小7岁。在同里参观时,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。接下来与会人员一起到黎里柳亚子故居参观,我没有跟大家去。但二天后,朱老却让人给我捎来一份化妆品,说是他的女婿是黎里沪江家化厂的董事长,还有他的外甥也在那里工作。那年元旦,我收到他第一次寄给我的贺岁卡。我也回寄给他一张。第二年又是他先寄我,我很不好意思,他是长辈,我是晚辈,怎么会让他先惦念着我啊?以后每年元旦或者春节我就抢先寄贺卡,贺卡虽小,却寄托着我们各自的关怀与友情。有一年寄出去的贺卡没有回音,打电话过去,说是搬家了。但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了,说是他搬到上海郊外的别墅里去住了,但是别墅里住不惯,再搬回原处。

这样我们仍旧坚持互寄贺卡,一直坚持了10多年。有时也互通电话问候一下。2009年吴江经贸洽谈会暨南社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,他已经92岁,应邀参加会议,我到吴江宾馆去看望他,送了本我新出的长篇小说。当晚在新体育举行大型文艺晚会,气温骤降,连我都吃不消,我看到大客车把他和开会的代表都送来了,我上前问他吃得消不?恰在这时有领导也上来劝他回宾馆,这样他才离开。还有一次朱老到吴江开南社纪念会,没有见到我,他就向我单位参加会议的领导打听,还托他带给我一份化妆品,其我是个不太讲究化妆的人,但他这份心意让我感动。朱老的年纪越来越大了,后来在苏州开南社研究会,我特意带了一幅丝质画想送他,他却没有来。过后我在电话里与他联系,他说年纪大了,出门不方便。此后我们没有再见面,只在电话里互相问好,他曾寄我一本他与弟妹们一起编写的他父亲朱少屏烈士的纪念册,还寄给我一张他94岁时与夫人的合影照。他常在电话里邀我到他家去玩,但我一直没有践行。而每年我能够收到他一张贺卡,知道他平安幸福,我很高兴。今年他已经99岁了,欣逢吴江南社研究会成立,会长俞前听我说起他,约我元月11日一起上门去看望他。当我打电话给他时,他的耳朵不太好,交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顺畅了,我知道他患过脑梗,近来离不开氧气袋过日子,我想了想不敢再上门造访,怕加重他的思想负担。我于是写了封信给他,想能不能通过他的子女帮忙,回答我一些问题,我特意将电子邮箱、QQ、微信联系方式给了他。意想不到的是,他收到后,立即就亲笔给我回信了,并且连续二天寄来二封。看到熟悉的字迹,令我欣喜万分,我知道这二封回信,虽然只有二千余字,但对这位白寿老人(白寿是“百”缺一为“白”),是个奇迹!为写这二封信,他肯定付出了我很难想象的努力。从两封信中,我发觉他思维很清楚,所写内容还会归纳,二封信无疑都很弥足珍贵。我马上将它们打印下来,有些字我看不清楚,我怕有错,又复寄给他,请他再校对一遍。128日,他又复信给我。也就是说,共收到他三封来信。(现附后)

因为认识了朱老,我也注意起朱少屏的生平介绍,最后说说我对先烈的印象:

朱少屏,南社早年骨干会员,除了陈去病、高天梅、柳亚子三位领导人外,就数他是最重要的角色了。南社雅集总共18次,他参加了16次,还参加过6次临时雅集。经他介绍或与社友一起介绍参加南社的人员有好几十人,比如军政界重臣姚雨平、宋教仁、黄兴、柏文蔚、吕志伊等;文艺界的有包天笑、黄宾虹、李叔同、谢无量、胡怀琛、曾延年、诸宗元、王钝根等,还有女的南社社员吕碧城、丁湘田,社内唯一的外籍朝鲜人士申柽。他的第一位夫人去世早,没赶上南社,第二位夫人岳麟书是南社社员,去世后,第三位夫人蔡景明(朱老的生母)也是南社社员。19091113日,南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时,朱少屏就担任会计员,此后长期担任书记、庶务员和干事,主要负责社内开会、通讯联络、经济往来等杂事,他是组织管理和交际方面的行家。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先生在《纪念父执朱少屏》一文中说过:“每次开会,由朱先生一手办理,如借地址,办酒席,接洽照相馆。他是地道的上海人,朋友又多,……所有的社员他都认识。没有他,南社的雅集是雅不起来的。”

1905年,他曾赴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马君武等人,成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,1906年回国,与高天梅等人创建健行公学,秘密开展革命活动。1907年与高天梅、柳亚子等人在吴淞口公海谒见孙中山先生,1912年元旦,朱少屏与柳亚子等人搭乘司法总长伍廷芳的便车,前往南京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,但是对南北议和和官场内追名逐利陋习的看不惯,柳亚子仅仅三天就托病辞职,朱少屏不到半月也回上海了。1916年起朱少屏应邀出任在上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,主持会务达二十余年。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,他先后两次请孙中山先生前往寰球中国学生会,发表长篇演讲,寰球中国学生会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活动中心。

抗战初期,朱少屏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上海同组国际友谊社,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。他们在自己办的英语刊物《回声》上刊登抗战文章,并最早插刊照片揭露日冠南京大屠杀的罪证。结果被日寇特务盯上,刘校长死于枪弹中,朱少屏的寓所被扔了一颗手榴弹,门房工友伤于爆炸声中,朱少屏幸免于难。在亲友的劝说下,避走香港。1940年,他受命出任菲律宾领事,194112月,日军出动飞机轰炸菲律宾,美军驻菲律宾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撤离时,特地在专机上为中国领事馆官员留出坐位,劝说离开。朱少屏等9位中国官员谢绝了好意,坚守岗位。他们毁掉了文件和刚从国外印制购来的大量法币,19421月,日寇占领马尼拉,要求9位中国领事承认汪伪政权,遭到拒绝后,残酷地将9人全部杀害。

2016/1/23

徐宏慧与朱桐生的书信来往。

朱老:您好!

     非常高兴电话里又听到您的亲切声音。敬祝您老健康长寿!

我们吴江南社研究会成立了。他们非常有兴趣听我讲起我与您每年互通年卡祝贺的事,我还保存着您每年寄来的贺卡。本来想约几个人一起上门来拜访,但考虑你的身体状况,我想还是改用通信吧。

您父亲朱少屏是南社中除了陈去病、高天梅、柳亚子三位发起人与领导者之外,最重要的角色了,首次雅集,他就担任会计员,此后长期担任南社的书记、庶务员和干事,名称虽有所不同,其实所负责的社内杂事和通讯联络,他生前南社雅集筹备事宜,多数由他一手操办的。    

现在我想写篇关于您的文章,不知您意下如何?

您老有什么信息,您从事过什么工作?现在您的情况及家庭情况?能不能请儿女帮助整理一点,不论长短均可,然后寄我,或者电子邮箱发我,还有请你儿女给你照个近影,也一并传我(拍照不方便的话就算了,你上次寄我的我存着呢,文章中用用就行了)。

   我的联系方式:手机18912738502   QQ496598703   电子邮箱:fengxue1957@163.com

   最后祝您身体健康 

晚辈 徐宏慧礼!

2016/1/10

 

朱桐生的第一封信

宏慧同志你好!

接来信及大作,承惠赠大作拜读了下,得益非浅,特此感谢!收到好多天了,我因年近跨百,身体上各项另件已老化,今年感觉不可与去年比,与你难得交流,我还想努力去做到。

先谈谈我的老家、老爸,以后再谈我及其他。

我父亲朱少屏,生于1882年,他曾结过三次婚,第一次周氏生了我的大哥,后过世了;第一次岳氏(也是南社社员)生了我的二哥,也病亡了;第三次蔡氏,也就是我的生母,他生了5女(其中第3个女儿是夭),3男,后病故于台湾,(现葬于台湾)

父亲朱少屏早年就读于新式的学校南洋中学,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,后经校长王培荪先生的看重,留校任教。不久按祖母之意去日本留学,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先生,在东京经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。回国后,随黄克强(黄兴)参加上海光复之战,攻打上海制造局。

父亲在上海的正式工作有三:

父亲的第一份工作,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任总干事,为中国留学生出国服务。主要是方便咨询国外大学招生情况,办理入学申请、出国出境的手续。这是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博士创办的,每年出国时节都会开会欢送。早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、陈毅等都得到过该机构的帮助。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长时,还和他的秘书(我的大妹朱青)谈起过这个机构的事和人,这个机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介机构。

父亲的第二份工作,是上海市通志馆(市政府直属机构),柳亚子任馆长,父亲任副馆长。出版了上海市年鑑等。

父亲的第三份工作,是与潘光旦、林语堂、桂中樞等诸先生创办了一份英文《周刊》,他出任总经理。《中国评论周报》(The  China  Critic)的副刊叫《回声》(ECHO )在上海首先报导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,图文并茂激起国人的愤慨,影响很大。这样被日本特务盯上了,作者之一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,在上海市区被暗杀;父亲家中扔了一颗手榴弹爆炸,炸伤了工友徐根富,父亲幸免一难,在亲友的劝说下,他力避其锋,去了香港。

抵港后,随朱学范去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,随后出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外交使节。太平洋事变后,在任上被日冠所杀。国民党政府时期追认他为烈士,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又颁发了烈士证书,我至今还享受着烈属优待。父亲的墓葬于南京雨花台西侧的菊花台公园九烈士墓中。

父母亲一共生下我们10个子女,除一个早夭外,成活9个。我居其中,我有二兄二姐二弟二妹。每年开学总要付出大量学费,父亲尽力培养我们。

父亲在国外时曾出任申报(上海)驻外记者,遍游过欧美27个国家,采访那里的教育情况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朱桐生2016/1/16

 

 

 

朱桐生的第二封信

我的人生三个30年。

   第一个30年。我生于1918年,父母亲养育了我们10个子女,三姐早夭,剩下9个,我上面有大哥、二哥、大姐、二姐,下面有大弟、大妹、小妹,小弟,我居中,最大的大哥长我15岁,最小的小弟幼我11岁。我6岁即随大姐、二姐住读于启秀女中幼稚园,直至我初小毕业,前后6个年头。读初中时,即遇“九一八”事变、 “一二八”事变,读大二时,又遇“七七事变”,全民抗战。1940年我毕业后考入空军13总站,在浙江参与修建衢州机场,后转往江西上饶要塞工兵一团二营六连委任六级技佐,后投奔蒋经国参与他在江西赣州的一些面子工程建设。1943年又被借调到衡阳,赵君迈市长要在城南开发一个新市,但总因豫湘桂军事再起,日军要打豫湘桂线,衡阳弃守,我经金城江独山贵阳等地逃到重庆,经我叔父介绍进了军委会工程委员会,派在成都的第14工程处为帮工程师,参与修建凤凰山新津机场工作,但因机场工程已接近尾声,只作了养场工作。改组为第四十工程处后,调陕西修建安康机场,开工不久,日本投降机场就地停工。1946年我复员回上海,进入赵祖康为局长的上海市工务局。这第一个30年基本上都是在炮声隆隆中度过,学习生活工作东奔西跑,没有安宁。

第二个30年。是在上海解放后的共产党的领导下,1949年上海解放,赵祖康被委任第一个非党正局长,我们200个工程师也随他被留用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。我一直在城建系统工作,发挥应有的作用,40年来,曾参与上海市上百项大小工程建设,晋升为国标五级工程师,还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。1979年我退休了,后还晋级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赵祖康局长当时身兼民革上海市主委,1958年在他的推荐下,我们许多工程师都参加了民革组织,至今算来已近60年党令,可谓是民革老党员矣。

我的第三个30年。我退休后,继续发挥余热,首先帮助长宁区政府组建长宁区市政工程公司,以解决区内的待业青年的工作。1984年上海市组建了上海闵行、虹桥开发公司,我被邀出任工程部顾问,参与开发的前期“六通一平”(路、上水、下水、电、讯、暖、土地平整工作,期间我又曾与几个同事创办了一家设计事务所,领了一张丙级执照,生意蛮好。以后外地有些市政公司来参与上海市政建设 ,也请我当顾问。

那时我家住江宁区,区内的市政公司聘我当工程顾问,以作公司升级之用,工作了20年,2005年起我不再担任任何工作。

我参与社会活动:原政协聘我为智囊团团员,我还参与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团、街道侨联、烈军属联谊会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、留学生家属联谊会等社会活动,有时也很忙的。

2011年我患脑梗,康复后,左肢手脚活动受影响,生活不能完全自理。孩子们为我请了一位全职保姆,助我日常生活。我现在生活得很好,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,出行有轮椅,有时上馆子吃饭,可谓乐矣!现在身上各项另件都已老化,有时不听指挥,你要想写个朋友的“朋”字还可以,但写个“明”字,会左右写反,奈何?唯可告慰的是,吃还可以,幸甚!我本来不会写文章,这次试试看,写了点,请谅,点到就是,不能一一写清。还有对你有个要求,请你帮我改一改,有时我写好后再读一遍,自已也不满意。

祝好! 有啥地方需要补充,告,当遵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朱桐生2016/1/17

 

 

我的家庭情况

  我和老伴相识近80年,她幼时随父亲出生于荷兰,老丈人是外交官,老伴现在还享受老归侨待遇,退休前是一个18级干部,担任静安区北京西路第三小学的副校长,1973年退休。

  我们共有五个女儿, 也就是“五朵金花”, 1950年生的老四、老五是双胞胎。老大和女婿自昆明退休后就回苏州女婿的老家生活;老二是合肥小学老师,退休后就留在合肥了,现在孙子读高中了;老三的女婿就是家化的葛文耀,他们退休在家抱孙女;老四插队回沪报上户口在住家对面承办了一个东方书报亭,生活还可以;老五是最小的女儿,和我们二老一起生活,应该说我们和他们一起生活。我第五朵金花的女儿,我的外孙女徐敏,是个读书的材料,特别是对外口语,嫁给洋女婿,每年都回来看看我们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朱桐生2016/1/17

 

 

 

朱桐生的第三封信

(先前电话已经联系过了,知道他已经寄出第三封信件,我于131日收到)

我的老伴叫张亚丽,和我同庚,我们相处了近80年,可算是和谐的,抗战期间也经历过许多惊险的场面,总算挺过来了。我老丈人年轻时入读“方言馆”,专读法文,后来他的姐夫出任欧洲使节,便带他去当翻译。老丈人在荷兰生下了我老伴,她是在外渡过幼年的,在南京读完了中学,到上海亲戚开的店,开始谋生。她喜爱文艺、又爱打球,我们在江西赣州参加了集体结婚,是由县长蒋经国作的证婚人,为此我在文革中也吃了些苦头。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,她就在我父亲办的小学里当老师,度过了40年,退休后在家当主妇。

她是一个很好的妻子,妈妈,外婆,丈母娘、太外婆。她和我同庚,但健康状况比我好,她每天忙着剪贴新民晚报,分门别类整理粘贴,装订成册,这是她的最爱,但最后都进了加收站。

现在我俩拿出12000退休金交了生活费(硬是我要交),其实金花们生活好得很。我可惜健康原因,不能出去旅游,老伴被我拖住了。

我性子急,大女婿赵瑞达26日回苏州,他主他家门口就是去吴江的91路,乘上后半小时左右不可到达吴江,我因这次寄了挂号信,信封写错字,将“宏慧”,写成“慧宏”,我怕与证件不符,你拿不到,故让他去吴江带给你。可是第二天,你的信就到了,说明我开错信封的信,你也收到了,这次增加了你的麻烦!

我在此给你拜个早年,祝你全家平安,身体健康,恭喜发财,心想事成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朱桐生2016128

 

 


 
 
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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